归途祭

    江倩兮第一次坐上那辆201次夜班车，是二〇一七年腊月二十四。她在省城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，加班到小年夜才放假，火车票早没了，飞机票贵得离谱，只能去长途客运站碰运气。她在售票窗口前站了四十分钟，前面的人一个接一个买到票走了，轮到她的时候，售票员翻了翻票夹，从最底下抽出一张皱巴巴的车票递给她，“201次，竹坪镇，末班车。”江倩兮接过票，上面印着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发车时间——二十三点五十分。她问怎么这么晚，售票员已经拉下了玻璃窗。 候车大厅空荡荡的，日光灯管坏了一半，昏黄的光照着灰白色的水磨石地面，像覆了一层旧霜。检票口坐着一个穿制服的老头，歪着头打瞌睡，帽檐压得很低。江倩兮拖着行李箱走过去，把票递给他。老头眯着眼看了看，拿起检票钳“咔”地打了一个孔，然后指了指外面，“四号站台。”她到的时候，那辆大巴已经停在那里了。车身是暗绿色的，漆面斑驳，后视镜上系着一根红布条，被风吹得缠在镜架上，像一条绞紧的带子。车门开着，车厢里亮着昏黄的灯，没有乘客，只有最后一排坐着一个裹着军大衣的男人，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，看不见五官。她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，把背包抱在怀里，车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脸，苍白、模糊。 发车的时候，司机上来了。他穿着藏蓝色的夹克，袖口磨得发白，拉开车门带进一股潮湿的、混着柴油味的冷风。他没有清点人数，没有说任何话，只是放下手刹，车子便滑出了站台。江倩兮看了一眼手机，二十三点五十一分。大巴穿过城区，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，光晕在车窗上拖出一道一道橘黄色的尾巴。她靠着座椅，在引擎的低频轰鸣中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 她是被一阵冷风吹醒的。车窗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一道缝，夜风从缝隙里灌进来，冰凉刺骨。她伸手去关窗，手指碰到车窗摇把的一瞬间，她看见了外面——不是城市，不是高速公路，是一条她从未见过的山路。路很窄，只能勉强通过一辆车，两边是密密的竹林，竹竿在车灯的照射下泛着青白色的光，一节一节地往后退，像无数根竖起来的骨头。她猛地坐直了身体，扭头看向前方，挡风玻璃外面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黑暗，只有车灯切出的那一片灰白色的路面，弯弯曲曲地伸向远方。这不是回竹坪的路。 竹坪在川南丘陵地带，周围是缓坡和农田，没有这样的深山，没有这样的竹林。这条路，她从未走过。 “师傅，这是去竹坪的路吗？”她提高了声音。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，没有说话。他的脸被仪表盘的微光映得半明半暗，那道从眉骨一直延伸到颧骨的疤痕在光线下像一条蜈蚣。她从未见过这个人。 坐在前排的一个老人转过头来。他的脸很老，皱纹像刀刻的一样，眼窝深陷，眼珠子浑浊，嘴唇翕动了两下，发出一种像砂纸摩擦木头的声音。“这是老路，快些。那边的桥断了，过不去。”江倩兮想问哪座桥断了，又想问为什么她不知道那条桥断了。可老人已经转回去了，只剩下一个佝偻的、缩在棉袄里的背影。她掏出手机，想给家里打个电话，没有信号。一格都没有。她打开地图，定位显示他们正沿着一条没有标注名称的无名道路往竹坪方向移动，路线上没有任何地标、没有任何地名，只有一条灰白色的细线，像一条蛇，蜿蜒在空白的底图上。她把手机贴在车窗玻璃上，试图搜到一丝信号，屏幕上的信号图标始终是空的。她低头翻看通讯录，手指在“妈妈”那个名字上停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没有拨出去。 窗外的竹林越来越密，竹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窄，有些地方几乎要贴着车身。那些青白色的竹节在灯光里飞速后退，她盯久了觉得那不是竹节，是一张一张的脸，面无表情地从车窗外掠过，又像是无数只半睁半闭的眼睛，在黑暗中注视着这辆孤零零的大巴。 车子忽然减速了。不是正常的减速，是那种被什么东西从后面拽住的、吃力的、勉强维持着的减速。引擎发出一阵低沉的吼声，车身抖了一下，然后缓缓停了下来。车门打开了。 没有人上车。江倩兮伸长脖子往车门的方向看，只能看见车灯照出的那一小片空地，空地上什么都没有。大概过了一分钟，车门关了，车子继续往前开。她问坐在前面的老人，“刚才有人上车吗？”老人没有回头，只是摇了摇头。他的后脑勺上有一道深深的沟痕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切过。 她坐回去，把背包抱得更紧了。车